观点
南财快评丨皮凯蒂:如何应对COVID19下的公债危机?

   皮凯蒂

各国应该如何应对新冠疫情影响下的公债积累问题?对许多国家而言,答案是明确的:如果中央银行更多的货币化公债,那么一切问题将会得到解决。但实际情况更为复杂,发行货币可以解决部分问题但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最富有的阶层迟早会为此“接盘”。 让我们回顾一下,2020年货币扩张规模空前。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总规模狂飙不已:从2月24日的41590亿美元跃升至9月28日的70560亿美元,即7个月内注入近3万亿美元,这是前所未有的。欧元体系(欧洲中央银行和欧盟成员国的中央银行所组成)的资产负债表总规模从2月28日的46920亿欧元增至10月2日的67050亿欧元,增加了2万亿欧元。欧元体系的资产负债表总规模在2008年至2018年间已经从占GDP的10%上升到40%,而在2020年2月至10月间,这一比例跃升至近60%。 这些货币都用来做什么?在经济金融正常时期,央行发行短期贷款,以确保金融体系的流动性。由于私人银行资金流动不会每天平衡,央行发行贷款的周期很短,而这些金融机构需要迅速偿还。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央行开始延长贷款期限(几周、几个月甚至几年),以安抚金融市场参与者(担忧自己的客户或生意伙伴会破产)。过去的几十年里,由于缺乏足够的监管,“金融赌场”日益庞大。金融市场参与者大都开始增加举债借贷比例,力度堪称前所未有。造成的结果是,在发达国家,银行、企业和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和负债总额已超过GDP的1000%(这还不包括衍生证券),而20世纪70年代这个数字是200%。真实财富(即房地产和企业的净值)也从GDP的300%增加到了500%,但增幅要小得多,这说明了经济的金融化。在某种程度上,各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只是跟随(稍晚)于私人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爆炸式增长,以保持它们应对市场的能力。 欧洲各国央行的新的积极举措也使它们能够回购越来越多的公债,同时将利率降至趋零。在2020年初,欧洲央行已经持有欧元区20%的公债。到年底,欧洲央行可能将持有欧元区30%的公债。类似的情况也正在美国发生。 由于欧洲央行或美联储不太可能决定将这些公共债券重新投放市场或得到偿还,现在可以决定不再将它们计入公债总额。如果能以法律形式确定这一决定,将是更好的做法,但这可能需要更多一点时间和讨论。 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继续采取这种措施,我们是否可以设想,未来各国央行持有50%甚至100%的公债,从而减轻国家的的财政负担?从技术角度来看,这不会产生任何问题。但困难在于,这一政策一方面解决了公债问题,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其他问题,特别是在日益加剧的财富不平等方面。疯狂的发行货币和购买金融证券实际上导致了股票和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使得富有阶层更加富有。对于小储户来说,零利率或负利率未必是好事。但对于那些能够以低利率借贷的人,以及那些拥有金融、法律和税务专业知识的人来说,可能获得高回报。根据Challenges杂志的调查,从2010年到2020年,法国500大富豪榜从2100亿欧元增加到7300亿欧元(占GDP的10%到30%)。这种发展在社会和政治层面上都是不可持续的。 如果发行货币不是助长金融泡沫,而是为实际的社会和生态恢复提供资金支持,即为医院、学校和高效率的服务行业强劲创造就业机会和增加收入,这将有助于在减轻债务的同时减少不平等,投资于未来有发展前景的行业,并将膨胀从资产价格转向工资、商品和服务。 然而,这也不是解决问题的“万灵药”。一旦通货膨胀再次成为实质性的(比如每年3%-4%),我们不得不停止货币创造并采用财政手段。公债的整个历史表明:单靠发行货币无法和平解决如此严重的问题,因为它会以某种方式导致不可控的财富分配后果。正是通过对富人征收特别税,二战后时期的巨额公共债务得以消除,并为随后几十年的社会和生产体制奠定基础。让我们打赌将来也会是这样。 (皮凯蒂系巴黎经济学院教授,本文翻译自托马斯·皮凯蒂法国世界报博客,2020.10.13,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陈静译,中译发表于崔之元教授团队公共号“实验主义治理”,已经获作者译者授权)

南财快评:减持贵州茅台,为地方政府筹集更充分的可支配财力

   杨志勇

茅台股价高,减持贵州茅台,贵州省财政厅可能套现超过280亿元,套现这一很正常的国有资本运作之所以引起社会关注,一方面因为茅台本来吸引眼球,另一方面相对于贵州财政收入而言,280亿元对于贵州省来说并不是小数字,这对于筹集地方更充分的可支配财力,进而防范地方财政风险不无意义。根据2019年的决算,2019年贵州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767亿元,税收收入1204亿元;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仅449亿元,税收收入247亿元。相比之下,280亿元收入的分量就不可小觑。 受疫情影响,全国财政收入形势较为严峻,贵州也不例外。2020年上半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21.8亿元,增长0.7%,但其中税收收入537.53亿元,下降17.7%,维持正增长主要靠非税收入,非税收入增长46.8%。但是,第三季度,贵州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负增长,这直接导致前三季度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下降5.2%。虽然省本级前三季度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5.9%,但是市县级下降9.2%。市县财政在“两不愁三保障”以及众多政策性强的支出中直接担责,这离不开省级财政的支持。2020年前三季度,贵州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累计完成3859.48亿元,减少788.79亿元,下降17%,下降幅度远大于公共预算收入。财政收入下降,只要财政支出相应下降,那么财政可持续性就不是问题。但是由于贵州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较多依靠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因此,仅仅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下降,尚不足以严重影响地方财政的正常运行。 评判一个地方政府运行的可持续性,不能只看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而且还要结合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不能只看表面的收支数据,还要结合政策重点,考虑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2020年是脱贫攻坚战的最后一年,贵州作为扶贫的重要战场,扶贫支出压力本来就大。疫情带来的挑战让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财政收入的持续增长,同时疫情防控常态化要求有相应的财政支出。贵州市县财政压力不小,前段关于独山县和大方县财政的有关消息,备受各方关注。因此,多渠道筹集政府可支配财力,就成为地方政府正常运行和改善公共服务的必修课。 贵州有茅台这样可以“下金蛋”的大企业,企业发展好,可以为地方政府提供更多的税收和分红收入,同时,这也会提升茅台股东的财富价值。必要时,国有股变现可以为地方政府筹集更充分的财力,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变现只是国有产权存在形式的变化,市场价格的表现绝不是国有资产流失。当然,国有资本如何运作也与混合所有制改革方向紧密相关。减持地方国企的大量股份,无疑要与当地国有经济布局和国有资本的战略性布局结合起来,要体现地方财政治理的现代化的要求。 从企业和行业的发展来看,企业有兴衰,行业也有。一个地方严重依赖某个行业,经济风险就不能不加以高度重视。白酒消费习惯的演变,直接决定白酒行业的未来,决定着一个较为依赖白酒行业的地方的未来。即使面对一个未来前景光明的行业,股价水平较高时,股东适当变现也符合市场化操作的要求,一般性的资本运作也会这么做。国有资本运作需要考虑的因素更多,但既然是资本,就有内在的盈利要求;既然是资本运作,就要考虑风险,在承担风险的同时获得相应回报。从高质量发展来看,一个地方经济也需要更加优质的产业布局,防范可能的经济风险,这也会对某些股权的变现提出要求。作为地方重要的企业,地方政府持有贵州茅台的股权的多少,需要综合短期因素和中长期因素。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债风险承担的主体,不应将风险转嫁给中央,这就要求地方充分考虑地方政府资产的持有状况,变现部分国有股权,统筹应对可能的风险,理由是充分的。换个角度来看,减持贵州茅台,市场关注,与此不无关系。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院研究员、《财经智库》副主编)

13大券商投资策略:机构抱团松动,配置以顺周期景气为主线

   庞华玮

目前市场关注“十四五”、蚂蚁IPO、美国总统大选等重大事件,13大券商大多建议短期配置方向以顺周期景气、低估值为主线,中期则以科技、消费为主线。

南财快评:中国外汇收支管理进入了全新的模式

   张燕玲

近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非常全面、专业的介绍了2020年前三季度外汇收支状况、特点,分析了数据背后的原因,并回答记者提问。发言人专业睿智,披露的数据全面详实。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跨境双向投资、外储储备、外汇融资规模全部稳中有升,经济复苏势头全球领先,同时,外汇市场供求平衡、运行稳健,人民币温和升值。这些情况充分反映了中国政府以人为本,通过统筹开展疫情防控,成功抵御新冠疫情冲击,为我国经济金融稳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证明了我们以前对中国经贸韧性的判断。成绩来之不易,激动之余,也有一些思考。 首先,高兴的看到数据是先按照美元计价,再按人民币计价,两者分开表述,意义重大2020年前三季度,按美元计价,银行结汇14663亿美元,售汇13901亿美元,结售汇顺差762亿美元;按人民币计价,银行结汇10.25万亿元,售汇9.71万亿元,结售汇顺差5357亿元。不仅数字正面利好,而且这种双币种计价意义深刻。同时发布以美元为计价单位和以人民币为计价单位的国际收支相关统计数据,体现了我国国际收支统计信息的透明度,提升了国际收支统计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方便了广大社会公众使用国际收支统计数据。 第二、从国际收支账本可以看到,我国实体经济正处于稳步复苏、逐步向好的态势,二季度以来跨境资金净流入趋势明显,国内国际对中国信心不断增强。首先,前三季度,银行结售汇顺差762亿美元,特别是上半年结售汇顺差达786亿美元,说明市场主体结汇意愿强烈,更愿意持有人民币。其次,从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看(有疫情对留学和海外旅游的影响因素),按美元计价,银行代客涉外收入31055亿美元,对外付款30681亿美元,涉外收付款顺差374亿美元(即外汇储备增长的主要组成部分)。第三、三季度后分别形成372亿美元和262亿美元顺差;按人民币计价,银行代客涉外收入21.70万亿元,对外付款21.44万亿元,涉外收付款顺差2600亿元。这2600亿元不仅对拉动国内消费,促进国内经济循环非常给力,同时对培养国人消费习惯更重要。再次,9月末进口海外代付、远期信用证等跨境贸易外汇融资余额与2019年末基本持平,而同期进口回落3%,表明企业跨境外汇融资意愿保持相对稳定,对进口预期具备信心。 第四、外管局新闻发言人非常负责地向企业发出专业忠告,从全球角度分析了今年以来主要货币的汇率波动情况,用具体数字说明了人民币指数明显强于发展中国家,与主要发达国家货币相比表现居中。虽然国内经济基本面相对优势会继续发挥稳定外汇市场的基础性作用,但考虑外部因素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人民币汇率仍然会围绕合理均衡水平保持双向波动当前企业应该积极预防汇率风险,树立风险中性理念。在人民币双向波动弹性增强的背景下,积极防范汇率风险,所持外汇头寸要有对冲安排,不要侥幸持有汇率敞口。过去人民币弹性长期低于2%,现在是5%。今年以来,境内期权市场1年期隐含波动率平均水平在5%,最高价和最低价之间的波幅是7.5%,人民币汇率弹性显著变强。 在此背景下,我们建议企业应该注意以下四个方面:第一,需要改变人民币不是升就是贬的单边直线性思维,树立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意识。第二,要做好风险评估,合理审慎开展交易,对汇率敞口进行适度套保。第三,要尽可能控制货币错配,合理安排资产负债币种结构。第四,不要把汇率避险工具当做投机套利工具,承担不必要风险。 四、新闻发言人详细阐释了我国国际收支新模式的框架及操作模式,澄清了一些社会上的模糊认识。我举一个实例,有一位朋友谈到外汇储备与汇率的关系时说,人民币汇率上涨说明经济向好,外汇储备应该增加。反之,如果外汇储备减少,说明以前进入的外资不看好,套现离场。新闻发布会上,有一个记者的问题是“中国经常账户是顺差,有证券投资流入,这时候外汇储备没有增加,有观点认为这说明有一些项目有大规模流出"? 根据发言人具体解释,近几年中国国际收支出现了新的平衡模式,不再随着国际收支主要项目的变化而变化。即经常账户和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表现为镜像关系,经常账户呈现顺差,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就呈现逆差,反之经常账户逆差,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就呈现顺差。所以有顺差就有逆差,账面上的逆差不一定就是风险。很多逆差主要是中国对外的各类投资增长,即境外的资产增多了,如境内居民对外的证券投资,主要是港股。 总之,我国国际收支总体平衡、合理,大家需要对国际收支的新平衡模式有全新认知。 从全球范围看,为维护经济金融稳定,降低疫情对经济民生的冲击,各国政府都不同程度加大财政赤字力度,对中小企业提供支持,保障中低收入人群生活,全球政府债务规模不断创新高,债务危机风险势必加大。世界银行早在今年1月初新冠病毒暴发之前,就已经对新一轮全球债务危机的风险发出了警告。目前,全球疫情仍然面临挑战,外债占比高的国家债务风险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因此,防范金融风险必须作为我们的头等大事来抓。 (作者系中国银行前副行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评论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新冠疫情揭示各国之间的巨大差异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于近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杂志撰文,分析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的不平等问题。

南财快评:三季度回看银行结售汇数据,市场逐渐熟悉双向波动

   胡珊珊

外汇局今日公布了前三季度我国银行结售汇情况。数据显示,前三季度,银行结售汇顺差762亿美元,其中,自身结售汇顺差158亿美元,代客结售汇顺差603亿美元。外汇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在点评前三季度我国外汇收支情况时表示,“今年结售汇交易有这样一个特点,客户‘逢高结汇、逢低购汇’,这是市场更加理性的表现,控制风险的意识也在不断增强。”对此该如何理解? 逐月来看,代客结售汇顺差主要集中于1-5月,累计实现顺差527亿美元;而6-9月,代客结售汇顺差仅77亿美元。然而,从人民币汇率的走势来看,1-5月人民币贬值压力相对较大,并一度触及7.1765的年内低位;6月开始,人民币转而连续单边升值。代客结售汇与月度人民币汇率升贬值方向发生背离。 这种背离表明市场主体的顺周期性显著下降,交易逻辑相应发生变化。2005年-2014年,人民币汇率经历了近10年的单边升值;2015年-2017年,人民币汇率又经历了近3年的单边贬值,由此给市场主体形成了一个预期,即升贬值会持续较长的时间,并保持较大的幅度,由此形成了市场主体明显的顺周期特征。在单边升值阶段,市场总是预期下个月人民币还会继续升值,因此不愿持汇,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反而结汇热情高涨,进而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在单边贬值阶段,市场又总是预期人民币会继续贬值,不愿结汇,在人民币下跌过程中反而加快购汇,进而增加人民币贬值压力。由此,单边升值阶段总伴随大规模的结售汇顺差,单边贬值阶段则为大规模结售汇逆差。 但近两年来,市场开始适应了双向波动的节奏,对人民币也不再有单边的升值或贬值预期,市场主体的顺周期性显著下降,结售汇行为更趋理性。在人民币升值阶段,市场适时购汇;贬值时又适时结汇。由此,结售汇差额更趋均衡,且其与人民币汇率已有的同步关系被打破。 市场主体交易行为的变化意味着2015年“811汇改”后的五年多来,人民币汇率市场的参与主体愈发成熟,不再押注于汇率的单边变化,而是根据汇率波动自发的调节自身的行为。市场主体对于汇率波动的适应性和风险管理能力逐渐增强,人民币汇率进一步市场化运行并走向清洁浮动的条件正在不断成熟。 (作者系中国建设银行金融市场部研究员)

评论丨《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是一次重要突破

   谢远扬

被全社会寄予厚望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终于在千呼万唤之下,露出了自己的庐山真面目。相比既有的那些个人信息保护规范而言,《草案》的规定更加具体、逻辑上更加全面和完善,超越了公法和私法的简单划分,从各个方面系统化的规定了保护个人信息的各种规范制度。可以说是自《民法总则》首次规定个人信息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之后,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又一次重大突破。如果本法能够顺利通过并实施,那么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从此就摆脱了零敲碎打、各自为战的局面,有了统一的,体系化的规定。除此之外,相对于之前的法律制度,尤其是《民法典》中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制度,《草案》的内容有其非常鲜明的特点。 首先,与《民法典》的规定一以贯之的,《草案》仍然坚持了对个人信息处理的“告知—同意”原则,即对个人信息的处理行为,原则上都应当以当事人本人的知情同意为前提。但是和《民法典》不同的是,《草案》并不将当事人同意作为唯一的信息处理合法性基础,而将其与其他五项合法性基础并列。可以说,这是对《民法典》立法模式的重大改变,在立法思路上就跳出了单纯的“信息自决”和 “告知—同意”的路径,认可了处理个人信息合法性基础的多样性,也为在保护个人信息的基础上促进对个人信息的物尽其用,加速信息的流转创造了条件。这种立法模式,可以说是继受自欧盟的《一般数据保护规定》,但在具体适用时,如何对其他合法性基础内涵的理解以及实务中的具体如何操作,仍然需要通过理论和实务界的不断完善和补充。 其次,和《民法典》对所有个人信息一视同仁的立法模式不同,《草案》明确区分了普通的个人信息和“敏感个人信息”,后者是指“一旦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可能导致个人受到歧视或者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个人信息”。并且对“敏感个人信息”的处理设置了更为严格的规定,必须取得当事人的特别同意。对个人信息进行分类保护,符合法理,因为个人信息范围广大,对于所有信息给予同等保护显然不符合实际。对于特别重要的个人信息,显然应当给予特别的保护。但是《草案》中有关敏感个人信息的定义还是比较宽泛的,并且由于《草案》对敏感个人信息的处理规范特别严格,因此在实践中是否会出现,对敏感个人信息的扩大解释,导致这种分类保护的模式被架空,是需要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特别注意的。 第三,除了平等主体间的个人信息处理关系,《草案》还直接规制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基本规范。现代国家机关为履行职权不可避免的会涉及对个人信息的处理,但是这和私人之间处理个人信息的性质不同,是一种国家公权力管理职能的体现,是公法关系在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上的延伸。所以在这种意义上,《草案》并非单纯的公法或者私法,而是具有了复合性的社会法属性。和传统的界限明确的公私法,如刑法和民法相比,这种复合性质的法律,以解决某一个具体社会问题为目标,集中规定了相关的所有法律制度,在法律适用层面,相比之前严格区分的立法方式,具有针对性,有利于社会民众知法、懂法,为广大民众主动维护自己的权益打下基础。 第四,《草案》规定了个人信息的跨境流动问题,扩大了法律的适用范围。在全球化时代,个人信息的跨境流动已经成为了互联网的常态,传统的以国籍、国界作为法律适用的边界已经无法满足新的社会需求,因此《草案》确立了以处理行为发生地、信息主体所在地以及处理行为是否针对境内自然人,这三者为依据的适用标准。并且规定,如果外国主体的行为损害我国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国家利益的,或者外国对我国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的,我国相关部门都有权采取相应的措施。这就为在全球范围内,保护我国公民的个人信息利益,提供相应的法律基础。 第五,明确了负有保护个人信息职责的相关部门。个人信息保护绝不是私人自己的事务。因为当事人之间的地位不平等,即便法律有所规定,但私人很难在事实上保护自己的权益。所以为了保护信息主体的利益,必须要有力第三方的介入,以实现双方地位的平衡。对此《草案》提出了“网信部门统筹协调+有关部门各自监管”的模式,区别于以欧盟为代表的跨行业统一监管模式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行业主管监管模式。《草案》的规定模式比较贴近我国传统的行业主管部门专门监管模式,应是立法者平衡两种模式利弊后的结果,比较符合我国行政机关设置和职能划分的传统,也有利于各行业主管部门尽快推动提高本行业个人信息保护水平。至于这种监管模式能否发挥其制度目的,还要在之后的法律实践中拭目以待了。 最后,在责任方面,《草案》针对个人信息处理的特殊情况,也特别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最重要的是,针对违反个人信息保护规定的行为,规定了高额罚金,对企业罚款最高可至人民币5000万元或上一年度营业额5%、对个人罚款最高可至人民币100万元的巨额罚款,以及企业关停、证照吊销的严厉后果。很明显,立法者希望通过严格责任的方式,从反面震慑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行为。除此之外,对于实际的损害赔偿问题,《草案》也采用了所获利益的衡量方式,即损害赔偿的具体数额,可以根据侵权人因为侵权行为所获得的收益来确定,以保证侵权人不会因为侵权行为而获得利益。当然,在具体的法律适用中,如何认定高额罚款的“情节严重”,以及如何具体确定侵权人的“所得利益”,以及作为减轻或免除责任的理由,信息处理者如何能够证明自己尽到注意义务,没有过错,也需要通过理论分析和司法实践来进一步加以确定。 《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可谓是近年以来对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学术研究的集大成,其修改了许多《民法典》中的不足制度,并且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也制定了许多之前法律制度中没有的规范。但相关的法律规范能否实现其制度目的,还要留待司法系统和相关政府部门的具体实施了。(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讲师)

南财快评:备受瞩目的“量子科技”将如何推动计算产业变革?

   黄湧

目前来看,量子科技最为主流的应用是超导计算机。

评论丨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最大程度地统筹了效率、安全和成本

   朱太辉,张彧通

10月21日,全国人大法工委发布《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草案》)。《草案》吸纳了国内个人信息保护的监管实践,并借鉴GDPR(“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由欧盟发布)等域外法规的先进经验,注重和《民法典》《数据安全法》《电子商务法》等规范的协调,搭建了个人信息保护的框架,明确了处理个人信息的基本原则,个人信息处理者和个人信息的权利义务,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的保护职责和监管要求,并对自动化决策,人脸识别,人肉公开,跨境流动等热门社会问题进行了回应,以最大程度地统筹效率、安全和成本。以下五点内容值得重点关注。一、《草案》放松了个人信息处理者处理个人信息的前置条件,不以“个人同意”作为个人信息处理的唯一合法基础《草案》顺应了数字化发展趋势下的数据行业效率要求,吸收行业“最佳实践”,大大扩展了个人信息处理者能够处理个人信息的情形、降低处理个人信息的前置要求;与此同时,还兼顾法定履职、突发事件、公共监督等需要保护公共利益的情形。2017年《网络安全法》以“取得个人同意”为处理个人信息的唯一前置条件,但《草案》还规定了“为订立或者履行个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所必需”,以及“为履行法定职责或者法定义务所必需”、“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者紧急情况下为保护自然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所必需”、“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个人信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二、《草案》扩展了个人信息处理者处理个人信息的权限,“概括同意”满足行业发展需要《草案》在放松个人信息处理前置条件的基础上,又以“明确告知——个人同意”为核心体系构建了个人信息处理框架。一方面,《草案》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处理个人信息前,应当以显著方式、清晰易懂的语言向个人告知”,以确保个人能够“充分知情”;另一方面,《草案》没有像《个人信息安全规范》那样区分“明示同意”、“授权同意”,而是概括要求“由个人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自愿、明确作出意思表示”。只是在“向第三方提供、公开、跨境提供个人信息、处理敏感信息”这四种情形下,需要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在“法律法规规定处理敏感信息应当取得书面同意的”这一种情形下需要取得个人的“书面同意”。这意味着,个人信息处理者可以更加自由地通过“概括同意”的方式取得个人同意并处理个人信息,而不用在告知时确定个人信息的单一、特定用途。三、《草案》丰富了个人信息处理者的法定义务,规定了其违反义务时的高额罚则,以“松开前门,严把后门”的方式加强个人信息保护《草案》首先扩展了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遵循的义务,将《个人信息安全规范》等文件有关的“个人信息处理者行为规则”进行了拔高,规范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委以及中消协的专项监督检查和治理活动中所反映出来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存在的乱象(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效果不佳;强制、频繁、过度索权成为普遍现象;私自收集频发,超范围收集问题突出;数据共享行为不规范,缺乏约束措施;无开启或关闭个性化服务选项等等),明确个人信息处理者处理个人信息时的特别义务:在共同决定处理时需要约定各自权利义务,并承担连带责任;在委托处理时需要对受托方进行监督,且受托方未经处理者同意不得转委托;在向第三方提供时,需要告知并获得个人单独同意等等。在此基础上,《草案》明确了侵犯“个人信息权利”时的法律责任:对于违法处理个人信息行为,情节严重的,要求“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千万元以下或者上一年度营业额百分之五以下罚款,并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通报有关主管部门吊销相关业务许可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但《草案》尚没有确定情节严重的具体情形,后续需要关注相关部门的界定。此外,建议《草案》能够考虑受到侵害个人的“利益补偿”,即将针对个人信息处理者的高额罚款一定程度上转化为针对受侵害个人的“惩罚性赔偿”。在此基础上,鉴于GDPR在实施过程中施加过重处罚对数字科技行业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建议《草案》统筹考虑透明性规则等对行业发展带来的额外成本。四、《草案》针对智能营销、身份识别、人肉公开等社会热点问题作出回应,行业实践或存在调整可能针对智能营销问题,《草案》糅合了2020年《个人信息安全规范》的规定,要求“通过自动化决策方式进行商业营销、信息推送的,应当同时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这意味着信息推送、智能营销等业务不能只提供智能决策选项。针对身份识别问题,《草案》规定“在公共场所安装图像采集、个人身份识别设备,应当以必需维护公共安全所前提”,只能用于公共安全目的的规定意味着在商圈、办公楼、小区等进行的人脸、声纹、指纹识别等操作将面临合法性质疑。《草案》规定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时,应当告知个人并取得同意,意味着人肉并公开个人信息、对个人造成重大影响的行为将被认定违法。《草案》反映了一定的超前规范性,但是可能存在具体行业适用时的潜在冲突。例如,目前正在行业试点的“自动化公募投顾”以自动化决策形成的投资方案和产品是否属于“信息推送”,是否应当同时提供不针对个人特征的选项,是否违反了要求给投资者提供最适合其需求和情形的投资方案和产品的信义义务基础?这样的问题还有待厘清。又如,在个人医疗过程中,在医院、诊所等“公共场所”利用各类个人信息收集设备采集的个人信息如何与“公共安全”相匹配?在后续制定过程中,可以考虑更好地协调“自动化决策”、“身份识别”等规定与金融、医疗行业相关实践的关系。五、《草案》明确了个人信息出境和跨境的具体规则,与国际规则进行了有效衔接《草案》规定在境外处理境内自然人个人信息的活动适用本法规定,表明了在全球化和数字化发展趋势下,个人信息保护的范围得到进一步扩大。《草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提供个人信息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反映了与国际规则的有效衔接。同时,针对个人信息出境和跨境,《草案》规定了具体的规则。主要体现在:第一,个人信息本地化存储义务,即“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和处理个人信息达到国家网信部门规定数量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将在境内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存储在境内。第二,个人信息跨境需要满足四种条件之一,即国家网信部门组织的安全评估、经专业机构进行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与境外接收方订立合同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要求。第三,因国际司法协助或行政执法协助的个人信息跨境也需要满足监管的前置条件。除了以上的重点内容之外,《草案》还首次从法律层面确定了个人信息的概念、处理个人信息的活动范围和基本原则;参考了2013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行业“最佳实践”规定了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时的八项权利;特别规定了处理个人敏感信息时的要求,为《个人信息安全规范》《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技术规范》等处理敏感信息的推荐行业标准提供了法律依据;明确了政府机关使用个人信息的特别规则、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的履职边界等等。在未来的进一步立法规程中,建议在已有的这些条款基础上,更加注重与《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商业银行法》《邮政法》等网络空间立法和部门法的协调,综合考量个人信息处理原则和框架背后的经济、社会、安全影响。(本文作者:朱太辉,京东数科研究院研究总监;张彧通,京东数科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南财快评:商业银行和保险机构大量持有地方债券 最终实现财政金融双赢目标

   杨志勇

十多年来,地方债风险一直围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它属于灰犀牛风险。灰犀牛风险防范并不容易。灰犀牛风险是可能大概率发生的风险。驯服灰犀牛,对人类来说并不容易。地方债风险,唯有直面才能找到有效的应对之策。 十多年前,地方债风险面对的更多是债务基本信息不清问题。信息是决策的基础,没有信息,决策就没法进行。近年来,中国金融发展较快,但间接金融为主的融资结构尚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商业银行体系仍然集中了数量最多的资金。在这样的背景下,防范金融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防范商业银行体系的风险。 商业银行风险与地方债风险问题是紧密联系的。早年所谓的地方政府性债务,有很大部分是通过地方融资平台企业向商业银行贷款所形成的。规范地方政府性债务,并将“地方政府性债务”这一名词彻底回收,就是对地方政府性债务进行分类,划归地方政府直接负担的债务,就是地方政府欠银行的贷款。这样的地方债形成时并未直接表现为地方财政赤字,而且有许多属于中短期债务,债务期限结构不合理。要让地方政府在较短的时间内还清债务,是做不到的。合理的选择就是让债务期限结构合理化,让地方政府有更长的时间来应对债务风险;让债务利息负担合理化,让地方政府有相匹配的偿债能力。按此要求,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工作顺利开展,地方政府所欠的银行债务,有许多转换为利息负担更低的地方债券,相应地,债券期限结构更加优化。债务置换是建立在商业银行配合地方债风险化解的基础之上,是商业银行为地方债存量风险防范所作的贡献。 试想,当年大规模的地方债如不能顺利转换为期限结构和利息负担合理的地方债券,那么债务危机一旦发生,影响的不仅仅是地方政府,而且肯定波及金融机构。 最近几年,国家实行大规模减税降费,积极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力度更大,地方债规模也在不断扩大。没有提供合理流动性的稳健的货币政策的配合,积极财政政策难以得落实。与此同时,地方债需要有相应的市场购买主体,有着丰富资金的商业银行和保险机构近十年累计增持地方债券11万亿元,在积极财政政策落实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反过来,对于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以及其他金融机构来说,持有地方债券,也是在持有优质的金融资产。 特别是,突如其来的疫情,让2020年的中国财政收入形势变得相当严峻。第一季度财政收入陷入谷底,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持续回升,但前三季度同比仍是负增长。在这样的背景下,地方债券的顺利发行,对于保证地方政府运行的意义就不可小觑,而且让更加有为的力度更大的积极财政政策有了更充足的财力支持。总体上看,商业银行和保险机构持有大量地方债券,是财政金融共同应对债务风险、防范重大金融风险的共同努力,最终实现的是财政金融双赢的目标。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院研究员、《财经智库》副主编)

南财快评:“双十一”将至,网络交易监管新规三大亮点值得关注

   崔丽丽

在每年的双十一这个电商界最大的节庆活动来临之前,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消费者权益保护等直接相关部门都会针对新问题、新现象进行提前的“预防”。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发,加之国际形势变化,使得今年的双十一承载了更多的用消费拉动内循环、促进经济发展的“特殊使命”。各家平台也是早早行动起来,将双十一的战火提前点燃。在双十一的“创始人”阿里巴巴提出提前三天开始双十一的当口,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也于10月20日,发布了关于《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在笔者看来,《办法》有三大亮点值得关注。首先,《办法》是与时俱进,反映行业发展动态的。本次公布的《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稿,从时间上比2014年实行的《网络交易管理办法》,又过去近六年的时间。在这六年间,网络销售的形式又经历了几次迭代,从“千团大战”到本地生活服务电商、S2b2c的社交电商,再到遍地开花的直播、短视频形式的内容电商。这次将相应的监管范围,从电子商务平台,扩展到为网络交易提供经营空间,即与完成交易有关的支持性服务的相关平台,将过去我们从平台属性上不归类于电子商务平台的社交、直播等提供销售场所的平台纳入到监督管理的范畴,是真正围绕“交易”与交易服务的数字化展开的,更科学,与实践中数字技术在供应链上下游渗透的程度相契合,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线上交易越来越明显地依托“场景”产生的特征。其次,《办法》以消费者权益为最主要的标准,聚焦了近年来在网络销售等相关领域引起广泛争议的热点事件,比如商品搭售、评论删除、平台二选一等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定义,并给出了相应的处理办法。随着我国互联网网民数量的增加、网购人群的增加,特别是疫情期间线上消费的蓬勃发展,网络交易几乎成为每个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相比传统零售和传统交易形态,网络交易发展至今不到20年时间。在这有限的时间中,网络消费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占领消费者心智。模式的快速裂变、激烈的行业竞争也带来了发展中的阵痛和问题,本次《办法》能够重点关注网络交易过程中影响消费者权益或者平台经营者权益的典型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对整个行业也是一次涤荡,将有助于行业更为有序的发展。再者,《办法》在原有2014年《网络交易管理办法》的基础上,还结合《电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上位法中相关的条款,增加了对于平台“监督”部分的强调,非常清晰地定义了平台在相关信息公示、报送、数据处理以及对于经营者的检查等方面的责任。选择在双十一之前公布《办法》,也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有助于敦促各平台更快速、更顺畅地参照《办法》的最新要求对技术平台进行升级,发现问题、改进问题。这次双十一,或许将成为《办法》的试验窗口期,是广泛征求意见的良好契机,也能为正式出台《办法》提供可靠性保证。毋庸置疑,互联网、电子商务行业是中国商业领域最具活力的行业领域。依托电子商务,许多小微个体与企业实现了数字技术的“赋能”,开始了他们创新创业的历程。在农村地区,互联网也不断创造着“淘宝村”、“快手村”和“盒马村”。在许多新业态、新模式出现时,监管部门能够采取包容审慎的态度,鼓励创新,做到创新与管理的平衡,实属创业者们、弄潮儿们的幸运。未来,对于新兴业态和模式的监督管理将随着这些创新的发展不断迭代更新,《办法》无疑为相关的管理与监管开了一个好头。当然,《办法》征求意见稿中也存在一些有待于完善的部分,比如对于消费者关心的“大数据杀熟”,如何从监管层面进行界定和处理,以杜绝这类数字技术的“阴暗面”。以及对于正在风口浪尖的网络社交和直播中,平台应建立哪些检查监管制度,这些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讨论。(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所执行所长)

评论丨避免陷入快递“价格战”,需要打造差异化的竞争优势

   张立伟

10月20日,国家邮政局召开2020年快递业务旺季服务保障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坚决执行“错峰发货、均衡推进”的工作机制,切实保障服务质量和末端网络稳定,严格守住安全发展的底线,杜绝价格战和刷单问题,把质量“双11”落在实处。与此前国家邮政局要求双11期间全行业确保全网不瘫痪、不爆仓相比,今年则强调末端网络稳定,杜绝价格战和刷单问题,关注服务质量。今年中国快递行业出现了部分快递员停工现象,影响末端网络的稳定,造成一些快件无法及时派送,损伤客户利益。引发快递员停工的主要原因是快递公司之间进行价格竞争。事实上,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大增,10月18日诞生了今年第600亿件快件,而去年全年快递业务量635亿件。今年受疫情影响,线上消费扩张,导致快递业务量快速增长。2020年上半年,中通实现业务量同比增长29.8%;申通增长16.48%;圆通增长29.79%;韵达增长29.88%等。与此同时,快递成本也在下降。根据半年报披露,上半年申通快递单票成本为2.47元,同比下降11.6%;韵达单票成本下降23.0%;圆通降幅达24.05%,顺丰下降21.67%,中通同期下降14.0%;百世同比下降19.7%。 虽然业务量攀升,成本下降,但是他们的单票收入也都在下降。比如今年上半年韵达快递产品单票收入为2.36元,同比下滑28.5%,圆通同比下降26.02%,申通同比下滑20.1%等等。究其原因,就在于快递公司之间进行价格竞争,导致单价降幅扩大。这为公司降低成本带来了挑战,最终对快递员的收入产生了一定影响。 据国家邮政局公布的《2019年全国快递从业人员职业调查报告》显示,75.07%的快递从业人员月薪低于5000元,约1.49%的快递从业人员月收入超过1万元,一线快递从业人员月收入超1万元的占比仅为0.73%。今年,价格竞争导致一些快递员派件费下滑,且没有了保底工资。比如一个没有保底工资的快递员每月的派件费9000元左右,实际拿到5000元左右。派件费降低后,实际收入下降到3500-4000元左右。今年业务量增加而部分快递员收入有所减少减少,一些加盟网点利润减少后也开始撤出。 快递业之所以出现价格竞争,其中一个原因或许是快递公司基本都完成了上市。上市后需要为股东创造价值,讲好故事以推动股价上涨。全部上市意味着各家公司经营数据透明化,为了创造更多利润,便以价格竞争抢占更多市场,同时降低成本。本质上各家公司是进行资本市场的竞争,以避免因为业绩掉队而陷入困境。根本上而言,这主要是由于大部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仍待提高,尤其是要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应依赖质量竞争而非强化数量型竞争。 各家公司正在通过枢纽改造、车辆运维、数字化建设以及精细化管理等方面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但最终收件和派送往往仍需依靠人力。作为大量依靠人力的物流行业,应该以人为本,这里的“人”不仅指客户,也包括员工。在优先保障客户利益以及给予员工最基本的保障、尊严与合理收入基础上,为股东创造价值。 较低的进入门槛以及电商蓬勃发展促使快递公司数量快速增加。这些公司随着快递业务剧增而成长,同时,市场增速放缓也带来了一定的价格竞争。但是,这种竞争应该体现在管理创新、数字化与自动化等方面提升服务质量与效率,而不应该以影响客户与快递员工利益为代价。上市应该是一家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遵循现代经营理念的开始,应以核心竞争力的提高促进企业社会形象的提升,推动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南财快评:人民币汇率创新高后仍将维持偏强,但双向波动可能加大

   庞溟

自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10月20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6930,较前一交易日上调80个基点,继续创2019年4月18日以来新高。而10月20日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率收盘价也涨117基点至6.6818,创27个月新高。 我们认为,人民币汇率持续走强,除了结汇需求较为旺盛、此前延迟结汇的部分头寸压力较大等技术性背景与短期推动力外,还应注意到其根本原因和重要保障是我国疫情防控形势成效显著、宏观经济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率先实现反弹复苏,国际环境和外部条件是人民币资产的收益率与吸引力进一步提高,制度前提和信心来源是中国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预计四季度人民币有望保持继续升值的势头、外资持续流入中国资本市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人民币汇率将继续稳中有升,但双向波动可能加大。  为什么人民币汇率持续走强? 今年三个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逐季回稳,累计增速转负为正,其中前8个月已实现累计出口正增长,尤其是民营企业前三季度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0.2%,占我国外贸总值的46.1%,比去年同期提升4个百分点。自2020年10月12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20%下调为0%。可以说,人民银行希望通过调降外汇准备金率这种市场化工具来降低金融机构购汇成本,以引导企业远期购汇行为和降低企业远期售汇诱因顺周期行为,稳定市场预期、平抑汇率剧烈波动、压制市场主体非理性倾向,并强调下一步将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但是,市场预期人民币长期将继续走强,看多倾向明显,企业结汇尤其是此前延迟结汇的部分头寸压力不断加大,远期售汇准备金政策调整带来人民币升值势头在短期内的暂缓,促使市场参与者普遍继续把握机会释放结汇需求,这是人民币汇率走强的技术性背景与短期推动力。 更重要的是,各项统计数据均已确认我国宏观经济的探底企稳态势,证明我国经受住了新冠肺炎疫情和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的冲击与考验,统筹防疫和发展成效显著,经济社会发展领先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充分显示国民经济动力转换、效率提升与质量改善的成效。相较其他主要经济体疫情防控与经济复苏态势尚未明朗,我国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促进经济在全球率先实现反弹复苏,并有可能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全年GDP正增长,这是人民币汇率走强的根本原因和重要保障。 美联储日前宣布更新其通胀率长期目标和货币政策策略,将从寻求实现通胀率位于“对称性的2%目标”附近变为寻求实现2%的平均通胀率长期目标,并将保障就业的政策目标提升至高于保障物价稳定的优先度。如果经济形势不发生重大变化,美国的宽松货币政策与低息环境有可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存在,利好全球风险资产与非美元资产。国际机构因此逐步转向新兴市场寻求收益,对具有本外币利差优势的人民币债券的增配幅度在全市场排名第一,A股更吸引外资持续增配。具有避险性和高收益的人民币资产正受到全球投资者越来越多的关注,这是人民币稳步升值的国际环境和外部条件。 今年前9个月,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为7188.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2%,折合1032.6亿美元,同比升2.5%;其中三季度利用外资额同比增长20.4%,增速明显高于第一季度的-10.8%和二季度的8.4%,9月更是同比大增25.1%,连续六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另一方面,中国资本市场基础制度进一步完善,与国际金融市场规则进一步接轨,各大类人民币资产的安全性、收益性和投资价值更高,投资渠道和过程更便捷,境外机构投资者额度限制正式取消,境外投资者对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的认可度不断提升。境外投资者稳步增加中国境内股票市场的持仓,陆股通逐渐成为国际投资者参与内地资本市场的重要渠道,同时中国资本市场的股票和债券标的陆续被纳入全球主要指数中,这是人民币稳步升值的制度前提和信心来源。 四季度外资有望继续进入中国资本市场从长期来看,中国不断推进全方位的改革开放措施,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和投资环境,人民币资产的避险属性、投资回报率和配置价值更受全球投资者的重视,促进和吸引了跨境资本加速流入,增加对中国股票和债券的配置需求,也助力了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推升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价格,并将进一步吸引外资流入。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显示,8月份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127亿美元,规模继续维持高位,特别是境外投资者净增持境内债券210亿美元,外资流入境内债券市场规模高于历史平均水平。9月24日,富时罗素宣布预定在2021年10月将中国国债纳入其世界政府债券指数(WGBI)。我们预计,如果富时罗素在明年3月的年度评估中确认这一纳入结果,有望为债券市场带来超过1000亿美元的新增资金流入规模。 在股票市场方面,截至2020年6月末,境外投资者持仓占A股市场自由流通市值的8.9个百分点,这一比例在过去半年上升了0.4个百分点。考虑到全球投资者的长期资产配置需求以及A股市场利好新经济领域的各种改革举措,我们认为外资将进一步提高A股仓位。 相较中国GDP占全球比例(16.4%)以及股票市值占全球比例(9.6%)而言,中国股票尤其是A股在全球主要股票指数中的比重仍明显偏低。例如,截至2020年6月,新兴市场在MSCI全球指数中的权重由30年前的不足1%快速增长到12%,而中国在新兴市场指数里的权重已经超过40%;但这意味着中国股票在MSCI全球指数中的权重仅约占5%,A股目前的纳入因子更是仅为20%。可以说,中国股票在全球投资者股票组合中的比重有望继续提高,且在主动管理、因子投资和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ESG)投资等方面有望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 我们的研究发现,截至9月末,新经济成分股票市值在全A股和陆股通合资格股票中所占比重分别为35%和43%。相比之下,目前MSCI中国指数中的A股成份股的新经济成分占比仅为约34%。我们预计,伴随着各类利好新经济成分的资本市场改革举措进一步落地、更多新经济公司上市融资集资、主要股票指数的不断优化调整以及新经济成分板块和股票相对更佳的长期表现,未来主要股票指数产品中的A股权重将继续上升,且将稳步纳入更多的新经济成分。 我们估计,如果地缘政治风险得到一定遏制,MSCI中国指数在下一阶段的纳入中,有望将A股纳入因子从目前的20%提升到与富时罗素、标普等其他国际指数纳入比例相等的25%甚至更高,有可能将成份股覆盖范围由目前的400多支扩大到超过1200支合资格陆股通股票的范围,还有可能纳入部分满足MSCI 全球可投资市场指数方法论资格要求、且已实现陆股通交易的科创版股票。长期来看,如果A股被100%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中国股票占该指数的权重将高达约50%。 我们预计,全年外资进入A股市场的规模在1500-2000亿元人民币左右。在陆股通北向资金之外,各监管机构此前联合发布的关于QFII和RQFII的新管理规定,将进一步增加进入A股市场的境外投资者数量和扩大其对内地金融资产的投资范围。金融市场双向开放稳步推进,有助于跨境资本均衡、稳定流动,交易行为理性、有序进行,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四季度外资大概率会加速流入并加大增持A股。 人民币汇率将继续稳中有升,但双向波动可能加大 根据人民银行的最新数据,9月末中国外汇占款为21.2万亿元人民币,环比下降59.5亿元,降幅较8月份进一步扩大21.26亿元,出现“八连降”。考虑到近期人民币表现的强势,这或表明人民银行继续尊重汇率“发挥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功能”,继续尊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市场供求对汇率形成发挥决定性作用,对人民币汇率在市场上供求推动下有所升值的容忍度较高,未有过多直接入市干预。 在10月份人民币汇率大幅走强后,其年内升幅基本上与美元指数的跌幅是匹配的。在此轮人民币升值周期中,美元指数结束2013年以来的强周期转而走弱,很大程度上促使了人民币被动升值。当前人民币汇率形成模型同时考虑到市场供求情况、“一篮子货币”汇率走势变化和逆周期因子,人民币汇率受美元指数影响仍较大,或者说美元指数走势对人民币汇率仍有较为明显的指示性作用。考虑到我国货币政策空间有可能边际紧缩,本外币利差有可能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汇率仍会获得一定的上行支持。 不过,目前美元指数已较为接近阶段性底部,进一步走弱的空间已不多。历史数据表明,在历届美国总统大选后,无论选举结果是否符合市场预期,美元指数均有较大概率反弹。因此,在11月份美国总统大选的不确定性消除后,美元指数有望走强,人民币汇率有可能承压。人民币过快升值有可能会给出口企业带来较大压力,给中国经济复苏和结构性调整带来一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在全球低利率环境和人民币升值压力下,境内资产应警惕潜在的资产泡沫、利差对冲套利和通胀调控政策等风险。预计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紧密监控远期结售汇未平盘头寸等统计指标,加大窗口指导力度和适时进行逆周期调节。 我们认为,在疫情影响全球经济下行、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重新抬头的背景下,应化危为机,进一步推动和促进国际合作,向全球投资者进一步开放中国市场,稳定跨国投资者预期、提振投资者信心、深化国内改革进程。在坚持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和宏观审慎安排、有效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基础上,通过继续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包括外汇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改革与建设、推动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建立市场化的利率形成机制、调控机制和传导机制,人民币汇率会在合理的、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市场化的、有弹性的、双向的波动,并助力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进一步改革开放等政策组合,在有必要时还能通过新增审批QDII额度、放宽对外资本投资限制等措施和逆周期调节手段,来缓解和抵消人民币过度、过快升值的压力。(作者为经济学博士,华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首席策略分析师)

南财快评:对“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登记”的确权正当其时

   何红锋

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可以依法由城镇户籍的子女继承并办理不动产登记

评论丨深圳综改授权事项的推出恰逢其时,将开启资本市场新篇章

   周天芸

在日前发布的《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首批授权事权清单》40条授权事项中,超过一半的事项需要突破现有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具有很强的创新性、突破性,包括推出深市股票股指期货等。关于其中涉及资本市场改革的要点,证监会副主席阎庆民提出,下一阶段将稳步扩大股票期权试点,更好地满足投资者的风险管理需求。 围绕股票期权业务,深交所自2015年起开展业务演练,已推出沪深300ETF股指期权合约,公布《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期权试点交易规则》等10份业务规则文件,这标志内容齐备、体系健全、层次清晰的股票期权制度体系初步形成。《授权事权清单》的推出恰逢其时,一是尊重国内资本市场发展的内生需求,二是肯定交易所在股票股指期权品种方面的充分准备。作为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举措,稳步扩大股票期权试点有助于中国资本市场在更高的层次迸发新的生机,向资本市场强国迈进。首先,股票期权多样化风险管理工具,有助于提升市场效率。股票期权是买方在交付期权费后即取得在合约规定的到期日或到期日以前按协议价买入或卖出一定数量相关股票的权利,是基于原生金融工具的衍生金融产品。 股票期权作为成熟的风险管理工具,有助于投资者灵活调整投资组合的风险收益结构,系统交易策略,尤其是对于机构投资者,迫切需要利用金融期权进行风险管理。股票期权有利于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进入股票市场,而投资者类型的丰富,有助于市场稳定性的提高。股票期权在平衡现货市场供需、维护市场稳定等方面具有积极影响。国际经验表明,股票期权的聚集效应及其对股票现货市场的促进作用显著,国内股指期权市场的实践也印证股票期权对于提高市场效率的提升作用,上证50ETF期权上线以来,已成为投资者管理现货市场波动的有效工具,同时对标的证券50ETF的流动性与规模也产生积极影响。股票期权等风险管理工具的推出,期现货市场的联系将更紧密,资本市场风险管理功能进一步发挥。第二,股票期权有助于健全资本市场制度,提高市场流动性。股票期权试点是金融衍生品市场创新发展的全新尝试,能够优化市场平衡机制,健全资本市场制度,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股票期权能够完善市场功能,吸引中长期资金的流入,增强市场的内在稳定性。推出股票期权后,相关股票现货规模及流动性都可能进一步提升,并且平抑市场的波动性,有利于股票市场的稳定发展。通过进一步扩大股票期权的试点,中国资本市场能够借鉴国际成熟市场经验,尝试扩大期货和衍生品对基础资产的覆盖面,加大产品供给,提高市场流动性,充分发挥资产定价和风险缓释的市场功能。通过深化产品类型,使每一类基础资产既有期货,又有期权,满足不同投资交易和风险管理需求。通过深化投资者参与,既发展国内的产业和机构投资者,也吸引境外的投资者,优化投资者结构,完善市场生态,规范价格形成机制,促进资本市场稳定运行。 第三,股票期权丰富金融工具创新,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股票期权作为衍生金融工具,有利于金融机构的产品创新。对于国内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等金融市场机构而言,股票期权不仅是功能强大的避险工具,也是机构进行金融创新常用的基础性构件。股票期权的推出,将为相关金融机构的业务创新提供支持,有助于改变金融机构业务的同质化,创造金融产品多元化、竞争模式多层次化的金融生态环境,推动资本市场的整体创新。股票期权有利于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完整的资本市场风险管理体系包括完善的制度、规范的交易、丰富的品种,试点股票期权能够填补期权市场空白,是资本市场建设的突破。第三,股票期权有助于吸引国际投资者,提高资本市场国际化水平。股票期权的推出将助力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根据指数编制机构MSCI的调查,海外机构投资者希望在进一步纳入A股前解决几个关键问题,其中包括风险对冲和衍生工具的获取。因此,股票期权能够填补中国资本市场衍生品工具图谱中的缺失,为国际投资者提供更多配置机会,从而促进A股市场的对外开放。资本市场的期权时代已然到来,扩大试点股票期权不仅是衍生品市场的“上新”,更将对资本市场产生深远的影响。(作者系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评论丨商业银行法再迎修订,顺应监管和行业演进趋势是关键

   朱太辉,张彧通

近期,《商业银行法(修改建议稿)》(以下简称《修改建议稿》)发布,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现行商业银行法于1995年施行,2003年、2015年两次修正,共九章95条。央行表示,其中大量条款已不适应实际需求,亟待全面修订。此次发布的《修改建议稿》将中小银行风险处置、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等近期监管政策进一步提炼,拔高形成法律制度;同时又顺应金融科技发展、个人金融信息使用等数字化实践的最新趋势,制定了适应性条款。其中,《修改建议稿》规范跨区域展业、明确股东权责利、强化个人信息保护、促进普惠小微融资、完善监管机制等方面的规定值得重点关注。一是在法律层面要求区域性商业银行未经批准不得跨区域展业,强调区域性银行本地化经营原则。出于风险防控的目标和下沉服务的定位,城商行、农商行等区域性商业银行不能跨区域展业的监管要求由来已久。银保监会2018年《关于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异地非持牌机构的指导意见》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审慎设立异地非经营性机构”,且不得设立非持牌经营性机构。2019年又出台《关于推进农村商业银行坚守定位 强化治理 提升金融服务能力的意见》,要求县域及城区农村商业银行原则上机构不出县(区)、业务不跨县(区)。此次《修改建议稿》增加要求“区域性商业银行未经批准,不得跨区域展业”,是对上述监管政策的制度化和原则化。考虑到行业发展趋势、业务模式变迁、服务对象流动等现实情况,后续的修订审定将区域性商业银行不得跨区域展业的规定,修改为不得跨区域设立机构展业,更加合理。一方面,银行开展的金融市场类业务是一个全国统一市场,将同业存款、同业拆借、买入返售、同业投资等同业业务限制在注册地范围内不利于提升银行的资金配置和风险管理效率。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开展的互联网贷款、互联网理财等线上业务,是科技、场景和业务融合发展的产物,有助于提升三农、小微企业、普惠人群的金融服务范围、效率和质量。此外,人口快速流动和企业经营区域范围经常变化是发展趋势,区域性银行不能“跨区域展业”与金融高质量发展、持续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大目标难统一。正因如此,银保监会在2020年7月发布的《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并没有禁止区域性银行开展跨区域互联网贷款业务,也没有给出具体的量化指标限制。二是全面规范商业银行股东的主体资质与行为,完善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和风险管理机制,筑牢风险防范的第一道关卡。近年来,部分中小商业银行风险高企,或被接管,或获得注资、重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股权结构失衡所带来的内外部约束不足,使得公司治理“形似而神不似”。《修改建议稿》在银保监会2018年1月发布的《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基础上,重点提出强化股东管理,从事前的股东资质、事中的股东义务和事后的股东责任做了全面要求。在股东资质方面,强调了“具有良好的社会声誉、诚信记录、纳税记录和财务状况”这一前置条件;在股东义务方面,特别规定股东“向商业银行逐层说明股权结构直至实际控制人”,并禁止各类违规出资、滥用控制权等“掏空”银行的行为;在股东责任方面,追加对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风险事件直接责任人员的罚则,同时引入限制股东权利、薪酬追索扣回等措施。与此同时,《修改建议稿》还完善了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规则,突出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与独立董事的治理作用,要求建立监事会向监管机构报告机制,健全内部控制、激励约束、信息披露与关联交易管理等机制。此外,在更新相关风险指标要求的同时,强化银行全面风险管理理念,《修改建议稿》在2016年原银监会《银行业金融机构全面风险管理指引》的基础上明确要求商业银行“建立与其规模、业务类型和风险状况相适应的全面风险管理机制”,以进一步推动银行机构更好履行风险管理第一责任人的职责。三是统筹兼顾数据高效使用和信息安全保护,明确商业银行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合规要求和管理机制。随着金融科技和金融数字化的持续快速发展,个人信息使用和个人隐私保护如何协调,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政策关注。仅2020年以来,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出台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等监管规则,国家金标委和信安标委通过了《个人金融信息保护规范》和《金融数据安全 数据安全分级指南》等行业标准,对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进行提出了相应要求。《修改建议稿》吸收了上述文件关于个人信息合法、正当、必要的收集、使用原则,要求商业银行取得本人同意,并明示收集、保存、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明确要求,不得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或者采取不正当方式收集个人信息,不得篡改、倒卖、违法使用个人信息。同时,为顺应互联网贷款、跨境支付等线上业务的发展要求,《修改建议稿》要求商业银行负有管理第三方外包方的责任,数据保护措施水平也不因出境而降低。此外,在银行组织架构方面,还要求拥有“符合要求的信息科技架构、信息科技系统、安全运行技术与措施”作为设立商业银行的前置条件。这些体现了在金融数字化转型加快推进的大趋势下,《修改建议稿》对于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高效使用的均衡兼顾的思路。四是修改贷款担保、利率、账户等条款,推动改善小微服务和普惠金融,突出《商业银行法》的价值取向。经济越往前发展,小微企业和普惠金融的重要性越大。近年来,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监管政策目标不断演进,从单一的贷款增量目标,到“两个不低于”,再到“三个不低于”,2020年4月银保监会办公厅发布《关于2020年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增量扩面、提质降本”有关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提出了“增量、扩面、提质、降本”的四维目标。其中“提质”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增加信用贷和续贷的比例。《修改建议稿》将各类监管引导政策进一步制度化,要求取消商业银行贷款原则需要提供担保的规定,引导商业银行提升信用贷款的占比;将2016年原银监会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商业银行小微企业授信尽职免责工作的通知》中提及、2020年五部委《关于进一步强化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中再次强调的授信审查尽职免责制度纳入,明确要求“建立授信审查尽职免责制度”,以推动商业银行改进贷款尽职免责内部认定标准和流程,让业务人员在贷款特别是小微企业贷款上“敢贷”“多贷”“愿贷”。此外,《修改建议稿》首次规定允许双方自主约定存贷款利率,这是对2015年已经完成的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制度确认。但在《商业银行法》对此作出修订之后,相关部门的政策法规如何协调显得更加重要。2020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新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对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设置了LPR四倍的上限,之后的司法判决实践将民间借贷的LPR四倍利率上限拓展应用到了银行业金融机构。在这方面,后续的司法解释、判决实践与利率市场化改革、《商业银行法》修订如何统一,需要迫切解决,提升业务发展的法规确定性。五是完善监管职责分工和风险处置机制,延伸监督检查链条,更好释放监管合力。在持续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处置部分高风险中小银行机构的过程中,监管机构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建立了相应的分工协调机制。《修改建议稿》将其体系化,一方面,《修改建议稿》明确银保监会、人民银行、存款保险机构的监督检查、风险处置等方面的职责与分工,特别是明确了风险评级和预警、早期纠正、重组、接管、破产等有序处置和退出机制,规范了处置程序和处置条件,完善三家机构的职能分工。另一方面,丰富监管手段和要求,拓宽监管职权和监管权限。明确提出宏观审慎管理要求和指标,新增央行负责并表监管系统重要性商业银行的职能,明确提出银保监会、人民银行“有权对涉嫌违法事项的商业银行股东、实际控制人、外包机构以及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开展调查”。(本文作者:朱太辉,京东数科研究院研究总监;张彧通,京东数科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银行股连续多日集体上涨,价值低估拐点将至,背后的核心逻辑有哪些?

   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翁榕涛

优秀的银行会受到资本追捧,估值差距悬殊或将成为常态。

南财快评:LPR利率仍将继续保持不变,实为金融对实体的巨大让利

   郑葵方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2020年10月20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1年期LPR为3.85%(上次为3.85%),5年期以上LPR为4.65%(上次为4.65%)。 LPR利率自今年5月以来已连续6个月持平,对应的是央行自5月开始货币政策逐渐回归正常化,回收此前疫情时期投放的极度宽松的流动性,防止套利活动导致金融风险积聚。 与LPR利率长期按兵不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市场利率中枢自5月以来已大幅飙升。10月(1-19日)存款类机构的隔夜和7天质押式回购利率中枢较4月分别大幅上行88BPs、64BPs至1.87%、2.11%,同业存单发行利率10月中枢较4月大幅上行120BPs至2.99%,已超过了1年期MLF的操作利率2.95%。 另一方面,截至今年9月末,结构性存款余额已持续5个月下降,至8.98万亿元。监管要求,在9月30日前将结构性存款余额降至年初规模,年底前降至年初的三分之二。去年12月末,结构性存款余额为9.60万亿元,如果在年底前完成目标,10-12月还需压降2.58万亿元,合平均每月压降8600亿元左右。 因此,银行的短、中、长期负债成本全面大幅攀升,负债缺口持续扩大,已使银行完全丧失下调LPR利率的动力,此时保持LPR利率不变,已是金融系统对实体经济的巨大让利。根据最新的金融数据, 9月新增社融3.48万亿元,高于市场预期3.0万亿元,主要得益于人民币贷款的增长。9月新增人民币贷款1.9万亿元,高于预期1.7万亿元。这与9月的进出口数据超预期增长、投资增速加快有关,显示我国实体经济复苏态势向好,企业融资需求有所恢复。由于经济基本面向好,央行货币政策暂无明显放松的必要。 10月14日,人民银行举行2020年第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新闻发布会,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回应“未来降息和降准空间”时称,维护正常货币政策空间,平衡好内外部均衡,处理好短期和长期的关系,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孙国峰的表态与易纲行长在《中国金融》的文章中强调“尽可能长时间实施正常货币政策”相一致。 如果四季度一切平稳,预计央行仍将坚持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路线,预留政策空间,维持相对中性的基调,LPR利率仍将继续保持不变。 若不利因素增多,会有宽松可能,但考虑到防风险的因素,央行放松的节奏和力度将比今年2-4月更为克制。MLF的操作利率变化向来是LPR利率的风向标,即使货币政策侧重于宽松,但在下调MLF利率前仍需回补银行体系的中长期流动性,才能使MLF利率的市场化传导机制畅通,银行的LPR报价才有下行空间。总体上,预计年内LPR利率保持不变的概率相对较大。 (作者系建行金融市场部研究员)相关阅读:LPR报价连续六个月不变 银行报价层级明晰化,民营银行最高

评论丨商业银行法修订:不乏亮点,仍有完善空间

   黄韬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修改工作被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2020年立法工作计划,这预示着二十五年出台并适用至今的这部《商业银行法》将迎来结构和内容上的大幅度修订。近日,承担了该项立法任务的中国人民银行起草并公布了《商业银行法(修改建议稿)》,从中我们可以窥探出不少修法工作的重点方向,其中不乏制度设计的亮点,但同时也有一些值得完善的地方。    1995年诞生的《商业银行法》虽然在2003年和2015年经历过两次技术性修订,但总体上仍可以算作是一部“老得掉牙”的法律了。立法当年我国商业银行市场(如果那时候算是有“商业银行市场”的话)的格局与特点与今时今日大相径庭,彼时我国商业银行的改革仍处于推动专业银行商业化,防止各级政府干预银行信贷工作,遏制银行不良率上升的大背景之中。《商业银行法》问世之后,我国金融市场经历了国有银行改制上市、中国入世并承诺开放银行业市场、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商行、农商行的大量涌现、民营资本获许设立商业银行等重大历史性变革。从目前人民银行公布的建议稿内容来看,许多重大的制度改革设计确实也是契合了二十五年间中国金融体系的“革命性”变化。    一个明显表现是,现时我国的商业银行早已不是国有资本一统江湖的格局了,大量社会资本的进入和股东成分的多元化导致了我国众多商业银行的股东,控股股东是一个个鲜活的商业主体。由此,法律所设定的对商业银行监管标准和规则就不能机械地适用于商业银行本身,毕竟机构是可能被利用成为一个“工具”或者“通道”的(参考包商银行等问题银行背后的那些实际控制人)。由此,人民银行的修改建议稿花了相当多的篇幅去设计监管商业银行股东,尤其是控股股东的法律规则,以体现近年来被赋予高度重要性的“穿透监管”原则。例如,第十二条关于商业银行设立的法定要件中增加了“有符合条件的股东或者发起人”;第十四条规定了“商业银行的股东应当具有良好的社会声誉、诚信记录、纳税记录和财务状况”以及“商业银行的主要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应当具备履行相应义务的能力和条件”;第十五条明确了五种不得成为商业银行的主要股东、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的情形;第十七条增加了设立商业银行所需要提交的文件资料内容,其中包括了“主要股东、控股股东的资信证明和有关资料”;第二十五条关于需报批的商业银行变更事项中增加了“变更主要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变更主要股东、控股股东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第三十二条规定了商业银行的主要股东、控股股东应当依法履行的五项法定义务,其中包括了充分揭示实际控制人信息,即“向商业银行逐层说明其股权结构直至实际控制人,并及时报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的变化情况”,还明确了商业银行的主要股东、控股股东的五项禁止性行为,要求“商业银行的实际控制人不得滥用控制权,损害商业银行、股东、债权人以及其他利益相关人的合法权益”。    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顺应市场趋势而出现的制度变化是,修改意见稿第二十九条特别针对上市商业银行的股权收购问题作出了特殊安排。现行《商业银行法》只是在第二十八条规定了“任何单位和个人购买商业银行股份总额百分之五以上的,应当事先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而修改建议稿针对大量商业银行已经完成上市的这一现实,结合资本市场交易和监管的实际情况,差异性地设计了这方面的法律规则:一方面原则上沿袭既有法律的规定,要求“任何单位、个人非通过证券交易场所,单独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或者累计增持商业银行股份总额达到百分之五的,应当事先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并通知商业银行其他主要股东、控股股东,予以公告”,另一方面也对于二级市场的股权收购行为予以了特别规制,要求“任何单位、个人通过证券交易场所,单独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商业银行已发行的有表决权股份达到百分之五的,应当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三日内,报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规定进行信息披露”。这样的设计可以说是权衡了商业银行审慎监管目标和资本市场股权流通性要求。    再比如,较之现行《商业银行法》,人民银行的修改建议稿在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方面着墨更多,辟专章在这一问题上给出了系列的监管要求。除了原则性规定“商业银行应当建立组织健全、权责明确、制衡有效、运转高效的公司治理机制”之外,监管规则还详细地覆盖了股东(大)会制度(第三十一条)、股东和控股股东的义务和禁止性行为(第三十二条)、董事会职责(第三十三条)、董事职责(第三十四条)、设置独立董事的要求(第三十五条)、设立专门委员会的要求(第三十六条)、设立监事会的要求(第三十七条)、商业银行高级管理层的职责(第三十八条)、内部控制组织架构(第三十九条)、建立独立的内部审计管理体系和报告制度(第四十条)、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第四十一条)、激励约束机制(第四十二条)以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第四十三条)。之所以要耗费相当的立法资源在商业银行公司治理问题上,究其原因其实是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商业银行不同于普通公司,其特殊的资产负债结构决定了商业银行用于经营的资金巨大多数来源于社会公众,即“别人的钱”,所以一旦经营失败,其后果并非仅由商业银行及其出资者本身来承担,而需要全体储户,甚至是公共资金来为此“背锅”,还极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1995年制定《商业银行法》之时,几家主要的银行在身份上尚不是《公司法》上的公司,而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现代公司治理的规范要求尚无可植入的土壤;二十五年之后,我国商业银行体系已整体上脱胎换骨,期间也经历了或大或小的公司治理失序和内部控制失败的负面事例,为此法律规则的“升级”也就是自然的结果了。    此外,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成果也体现在修改建议稿的条文中,第五十五条允许“商业银行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可以与客户自主协商确定存贷款利率。”    总体上而言,修改建议稿总结并反映了过去二十五年间我国银行业监管的成败得失,力图将监管实践经验最大化地转化为国家基本法律,应当值得肯定。不过,修改建议稿仍有必要在后续的修法工作中予以关注和调整。    其一,商业银行法的立法目标以及银行业监管的政策目标还需要更清晰。相较于现行《商业银行法》,修改建议稿第一条增加了“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这一表述,这样的一种“既要……又要……”模式看起来涵盖较宽,但对法律的执行者和遵守者来说,将“发展经济”和“审慎监管”并列为立法和政策的核心目标往往会导致具体法律规则实施的无所适从。所谓纲举而目张,立法和政策目标的确定将很大程度上决定法律实施的严肃性和一致性,在这里并不是说“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目标不重要,而是要考虑一下商业银行立法的核心目标是什么。其二,修改建议稿中关于商业银行定义的内容还可以进一步完善。在抽象定义上,建议稿几乎沿袭了现行《商业银行法》的规定,即“本法所称的商业银行是指依照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设立的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等业务的企业法人”,只不过增加列举了我国商业银行的几种具体类型:“全国性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以及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设立的村镇银行等其他类型商业银行”。仔细来分析,法律通过规定“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这三种业务类型来界定商业银行这一特殊的企业法人,其实存在逻辑上的漏洞。要知道,发放贷款和办理结算并不属于商业银行的特有属性,小贷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典当行、信托公司等类金融机构和非银金融机构也在合法从事着放贷业务,至于办理结算业务,第三方支付机构在我国早已全面开花,因此法律关于商业银行定义的其实应当是突出“吸收公众存款”作为其区别于其他金融机构和普通公司的核心业务特征,以此建构起商业银行特殊法律属性和特殊监管规则适用的基础。此外,关于商业银行的定义,还是要考虑到“穿透监管”原则的体现,因为理论上一家公司可能并不直接从事任何银行业务,但因控股单个或多个银行的缘故而产生了和商业银行实质上同等程度的市场与社会影响力。在这方面,美国银行法的规定有可资借鉴之处,即将商业银行直接就定义为“银行、银行控股公司以及金融控股公司”,以此拓展监管的覆盖面,防止出现监管者只能“盯着”实际从事银行业经营活动的子公司层面,而没有权限对控股公司进行有效的监管。    其三,人民银行的修改建议稿在“功能监管”的改革方向体现还可以更充分。二十五年前《商业银行法》立法的当时,人们对商业银行的理解还是限于办理存贷款的机构,但如今的我国商业银行其实已经很大程度上挣脱了既有的所谓“分业经营”的限制,事实上已经成为了经营多元化金融业务的机构。对于这样的一种变化趋势,目前的修改建议稿条文其实没有给予充分地回应,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所确立的“功能监管”改革目标还没有在条文中得以充分体现。建议稿第十条对监管原则的表述是“商业银行依法接受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监督管理,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其有关业务接受其他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机构监督管理的,依照其规定。”显然,作为基础性的金融立法,商业银行法的修改建议稿等于在这里放弃了对不同监管部门之间就商业银行监管的权力分配问题做总括性规定,仅仅在形式上留下了适用其他特别法的可能空间。比如说,对于曾经出现过的,发行理财产品的商业银行究竟是否应当在中国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表明上看起来是一个技术性的操作问题,但实质上是一个亟待基本金融立法明确的监管权力在不同监管者之间分配的问题。讲到底,这个问题可以归结为:对于商业银行来说,谁是它的监管者?现行《商业银行法》规定的是银行业监管当局和中国人民银行,建议稿增加了存款保险机构,但显然并不完备。考虑到这个问题背后所涉及的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复杂性,未来还需要更大的智慧。(作者系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抱团白马股闪崩雷声滚滚,基金经理调仓应对各自出招

   庞华玮

面对闪崩的白马股,基金经理们各有应对招式:有的减仓清仓,有的逢低抄底。